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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贤菩萨行愿无尽,万行庄严,来到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参访修学,就应该将自己的虔诚之心体现在领悟普贤菩萨的“行愿精神”上来。“愿”是菩萨的崇高理想,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人生做个很好的规划,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了目标还必须要有行动,这就是“行”。普贤菩萨的“行”就是要我们去精勤实践,大行无尽,所以,“普贤行”对于我们众生的生活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的。

  永寿法师,1963年出生于四川富顺,1982年在峨眉山万年寺依满明老法师剃度出家,1985年在宝光寺受具足戒后依止遍能老和尚学修,峨眉山凿井堂第十七代方丈、曹洞正宗第三十九世衣钵传人。

  法师以《华严》思想及普贤菩萨“行愿”精神为指南,创造性地将曹洞宗的修证理论结合峨眉山实际,择机契理地提出了建设峨眉山普贤道场朝圣、修行、教育“三个中心”的新理念,并提出了峨眉山佛教走人间佛教之路、积极入世的 “五妙共品”新思路,并将其贯穿于金顶华藏寺改造、建设金顶十方普贤铜像和恢复大佛禅院的建设中。

  法师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居士事务委员会主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峨眉山佛学院院长,乐山市佛教协会会长,峨眉山佛教协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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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译传与中华文化

释永寿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化的道路,不仅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中华文化也对佛教提供了思想和智慧滋养,促进了佛教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中国佛教,佛教也因此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就结合个人的学修体验,以佛典翻译、诠释、传播与本土文化适应融合的过程,来谈谈宗教典籍译传与中华文化的交流。

  一、佛典翻译与中华文化

  佛典翻译是佛教中国化的基础。佛典翻译从东汉至北宋,历时千余年,形成了庞大的佛典翻译家群体。佛典在翻译中,除了主要的佛典翻译家外,还组成译场,共同承担翻译工作。在四川佛教史上,曾有不少高僧参与译经,如成都多宝寺道因法师就曾在玄奘法师的译场中,担任“证义”,唐代《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赞扬的,就是这位巴蜀高僧。

  在中国佛典翻译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翻译方法,以道安大师“五失本,三不易”、玄奘大师“五不翻”,最有影响。种种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过积极影响,如《法华经》的宏博叙事方法,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很大。佛典中来自印度的偈颂、音律等,丰富了中华诗词创作的格律形式。佛典中特有的词汇,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语言体系,如我们常用的觉悟、大千世界、忏悔等词汇,皆来自佛典。

  中国佛教以汉文《大藏经》为主的汉语佛教文献,是世上最大的佛典宝库。不少汉文佛经年代,也远超其他语种佛经形成的时间。以此而论,汉文佛典宝藏为中国成为佛教第二故乡和最有影响力的世界佛教区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佛典诠释与中华文化

  佛典诠释是佛教中国化的根本。佛经翻译最早是直译,晦涩难懂。后来以中华文化的观念,来解释佛教中特有的诸如“有为”“无为”等概念,即“格义”法。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进入“旧译”阶段,如鸠摩罗什译《金刚经》采用意译,仅五千多字,以适应“秦人好简”之风。至唐代,译经正式成为国家行为,玄奘大师开创“新译”,译经严格忠实于梵语原文。至此,中国佛教译经事业达到颠峰。

  当佛典翻译积累到一定数量,从表面上看存在杂乱或矛盾的内容。中国佛教创“判教”法,对佛经归纳和分类,以隋代天台“五时八教”、唐代华严“五教十宗”为代表,为解读佛经提供了独特的诠释方法。唐代四川籍高僧宗密大师,也从义理角度“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很高。

  受“判教”思想影响,唐代形成了宗派佛教,主要有天台、华严、唯识、禅、净、密等八大宗派。中国的宗派佛教,是中国佛教在继承印度佛教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文化滋养下的中国佛教有别于其他区域佛教的重要形态。

  佛教典籍诠释是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方式,但佛教中国化更重要的体现在中国僧人对于义理的创新,如《大乘起信论》以“一心开二门”,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书在当代一般认为是中国僧人所作;又如惠能大师所说《坛经》,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石破天惊,并成为佛教中国化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佛典传播与中华文化

  佛典传播是佛教中国化的载体。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佛典的大量传播,促进了印刷术的发展和繁荣。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刻文献,是在敦煌出土的刊刻于唐咸通九年的《金刚经》一卷。此经卷首尾完整、印刷清晰,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一份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这份经卷,不仅是一部古老的佛经,更是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有力证明。

  唐代的成都,雕版印刷术在佛教传播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经咒刻本上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当刻于公元八世纪晚期,是了解佛教在当时成都民间传播状况的重要实物。

  宋代的成都,雕版印刷术繁荣发达,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即在成都雕刻。宋太祖开宝四年,命张从信往益州雕造佛经全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告成,此藏有雕版13万块,共480套,5048卷,全藏卷轴式,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此藏因始刻于开宝年中,后世遂称为《开宝藏》。此藏后传入高丽,现存韩国海印寺的世界文化遗产《高丽藏》,就是在《开宝藏》的基础上雕刻而成,这是以佛教为纽带展现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的重要例证。可见,自佛教传入中国,四川就是佛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地区,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当代佛典传播与文化自信

  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与贵州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儒释道三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三大资源,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应当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与时俱进是佛教的优秀品质,佛法是契机契理的、现代的、当下的。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佛教,对于佛典的传播,需要把握时代因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率下,挖掘、阐释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的教理教义,对古老的经典予以新的阐扬发挥,实现佛法与新时代的融合,推动佛教经典及思想的现代诠释与传播,佛法才能为今日所必需。例如,佛教慈悲度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根本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相容,阐释佛典时,应当注入这一新的内涵,使佛教的精神历久弥新,如普贤十大愿之“礼敬诸佛”,就是诚信、友善;“恒顺众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等等。

  在佛陀时代,佛要求弟子在弘法时不得用梵语,而要用当地的俗语。在经典传播形式上,各级佛教组织应经常开展不同形式的讲经交流会、讲经会,讲经者应该以佛陀为范,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为大众讲经说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

  经典弘传要努力达成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如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和尚的上堂法语、公案短小精炼,体现了一种高深的意境和中国人的境界和智慧,给人以启迪和思考,也为人们喜闻乐见,如能对这些法语、公案予以现代解读,对年轻一代当有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和引导。

  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具有学术研究、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等功能,当前可利用自身资源来弘扬佛文化,如开放寺院图书馆、组织佛学讲座和佛学沙龙、举办专题佛教文化艺术展、发行期刊和音像制品等,引导信教群众来学习经典、弘扬优秀佛教文化。

  佛教界应大力推进佛教文化的海外传播,在构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方、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东南亚、东北亚,佛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深厚的人文基础,不仅是华人,也是其他民族的共同信仰,是中国佛教走出去的最佳首选地。在政府相关部门的鼓励和支持下,佛教团体可以对佛教文化进行精心包装,通过讲经交流、佛典文物展、书画交流等形式,展示中国佛教文化超凡的魅力,让世界人民了解完整的、全面的、真正的中国佛教文化。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历史的经验表明,宗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就是不同宗教的典籍在翻译、诠释、传播过程中,如何与本土文化交流交融,并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可以从上述以佛典为例而展开的剖析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新的时代,新的征程,广大宗教界同仁一定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智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宗教典籍入手,在语言表达、符合时代进步思想阐释、现代化传播等工作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谱写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为永寿法师在“宗教经典与中华文化”研讨会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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